2011年12月31日 星期六

[MLB] 2011運動家改頭換面,但還是不夠



【奧克蘭報導】 對運動家隊來說,2011年並不如原先盼望的是個充滿競爭力的一年,而是球員都沒有打出預期成績,最終連續五年都勝少敗多的球季。
 

儘管運動家為了提升進攻火力,迎來威靈漢(Josh Willingham)、迪黑蘇斯(David DeJesus)、有名的日本大砲松井秀喜(Hideki Matsui),還吹噓說擁有最佳年輕投手群,但不論是投打都面臨不穩定還有傷兵的窘境,只以74勝88敗美聯西區第三名的成績作收。
 

經歷了這一切,球隊還忍受了教練的更動。格林(Bob Geren)打出了27勝36敗的戰績後遭撤換,梅爾文(Bob Melvin)從6月9日起擔任總教練,之後戰績是47勝52敗,此外場上還有許多來來去去的交易。
 

到了6月,開幕戰先發內野陣容僅存游擊手裴寧頓(Cliff Pennington)一人,而休季才剛開始,外野就有三個大洞待補。這些戰力空缺預計會在2012年由年輕球員補上,目前看來運動家的重建路上痛苦要比勝利來的多。
 

球隊在2011年承受了許多大起大落,耐心再一次成為奧克蘭的信條。以下簡單帶出今年球季五大事件。
 

5‧傷兵,更多的傷兵
 

儘管因為2010年的傷兵困擾而大幅改組防護員,2011年運動家全隊還是遇上了眾多傷勢並付出慘痛代價。早在今年球季初期,先發投手布雷登(Dallas Braden)和安德森(Brett Anderson)就受傷開刀整季報銷,其他重要球員如貝利(Andrew Bailey)出賽53場、哈登(Rich Harden)出賽82場、麥卡錫(Brandon McCarthy)出賽41場、渥茲(Michael Wuertz)出賽53場都缺席了很長的時間。傷兵缺席,先發投手卡西爾(Trevor Cahill)和2011全明星的岡薩雷茲(Gio Gonzalez)表現也不穩定,種種因素綜合起來造成很大的傷害。本來投手防禦率在美聯領先(3.13),明星賽後卻一路滑落到4.48。
 

4‧「魔球」引來全國目光
 

雖然又是個忘掉也好的球季,9月運動家卻成為全國的焦點。2002年球隊的故事登上大螢幕,長久以來備受期待的「魔球」終於上映了。運動家總經理比恩(Billy Beane)由布萊德彼特飾演,片中布萊德彼特精準的詮釋了比恩獨特的行事作風,還有如何以小資本成為一隻常勝軍更拿下20連勝,電影給奧克蘭帶來積極共鳴。布萊德彼特、其他好萊屋明星希爾(Jonah Hill)、普拉特(Chris Pratt)、導演米勒(Bennett Miller)以及其他明星一同出席了奧克蘭的首映會,走上紅地毯(其實是綠色的)。比恩,梅爾文還有大部分運動家球員也都出席了首映活動。
 

3‧二壘的更動
 

對運動家的球迷來說,今年恐怕沒有比6月30日更讓人苦樂參半的一天。這一天長期受到球迷喜愛,表現出色的二壘手艾利斯(Mark Ellis)被交易到洛磯隊,表示明日之星、新秀衛柯斯(Jemile Weeks)正式接管二壘。艾利斯留下了隊史二壘手出賽最多的紀錄(1021場),而他對運動家的衷心也得到比恩的回報。這次交易比恩沒有大搶特搶,只拿到一名右投中繼畢林茲(Bruce Billings),還給洛磯隊一些現金補償艾利斯的薪水,同時讓艾利斯有機會在別隊天天出賽。數週過去了,新出頭的聯盟新星快速撫平球迷的難過,在朦朧不清的未來裡,球迷起碼還有個亮點可以關注。
 

2‧撤換格林,迎來梅爾文
 

25年來運動家第一次在季中更換教練,由於前任還有現任球員的公開批評,格林在6月9日的9連敗後遭到撤換。此舉等於公開表示,球隊明明充滿競爭力卻缺乏該有的信心,因此必須要做點改革,就算改革的代價是比恩好友格林。梅爾文被任命為臨時總教練,他很快的就為這支步履蹣跚的球隊注入新的活力還有自信,下半季戰績走紅。9月21日梅爾文的努力有了回報,得到一紙三年合約,確定他會執教到2014年。
 

1‧運動家進入重建
 

早在運動家結束失望的2011球季前,球隊要重建的流言閩語就沒停歇過,而球隊今年冬天的幾起決策更是間接証實流言。奧克蘭完全不競逐隊上成為自由球員的選手,如威靈漢已轉往明尼蘇達,同時球團也傳出財務狀況不明,導致球場問題懸而未解,維護預算遲遲沒有下文。儘管如此,比恩還是希望球場問題儘早解決,然後球隊如2007年季後般重新換血。冬季會議後不久,運動家的總經理就開始策動交易,打包明星球員卡西爾和岡薩雷茲。岡薩雷茲交易至華盛頓換回四名新秀,隨後又交易布雷斯洛至亞利桑那換來三名球員,球隊因此獲得七名優質潛力新秀。


2011年12月26日 星期一

[克魯曼專欄] Springtime for Toxics 毒物之春 原文載於(2011/12/26)

原文出於NY Times 



我的聖誕願望:讓我們更健康更富有。是說我都已經許願了,怎麼不順便許願希望美國人也能更聰明呢?


大驚喜:我的願望實現了,環境保護署已經針對發電廠的汞和有毒氣體排放設立新標準。規範實在是姍姍來遲,我們早該在20年前就開始管制汞。不過如今終於設立了規範,花費些許的成本就能贏得巨大的利益。


理所當然的,共和黨人對此怒氣衝天。然而在談政治之前,先來談談環保局做了什麼益事。


就我所知,就連反對環境管制的人,都承認汞是非常可怕的東西。汞是強力的神經毒素:有個片語「如製帽工人般瘋狂」出現在19世紀,因為當時製帽工人用汞的化合物來處理毛皮,結果飽受神經還有智力受損之苦。


如今製帽工人不再使用汞(是說現在誰還帶帽子呢?),可是大量的汞卻散布到大氣中,因為很多老舊燃煤發電廠缺乏現代的汙染防治。汞從空氣進入水中後,微生物將其轉化為甲基汞,在魚體內累積。然後會怎樣呢?環保局解釋說「孕婦、胎兒、幼兒要特別注意甲基汞的暴露,研究顯示高量的甲基汞會損害神經系統發展,進而影響孩童的思考及學習能力。」


聽起來像該管制的東西,不是嗎?


新規範也會減少細懸浮微粒汙染,細懸浮微粒會引起許多疾病,如氣喘和心臟病。事實上減少細懸浮微粒汙染的好處,佔了新規範所帶來的利益量化後的絕大部分。這句的關鍵詞是「量化」。環保署針對汞的管制,在成本效益分析只考量到一個好處,就是孩童吃了岸邊垂釣者釣來的淡水魚後,將來智力受損會損失掉多少工資。減少汞排放毫無疑問的還有許多好處,不過環保局不知道該怎麼把這些好處轉化為金錢衡量。


儘管如此,新規範的收益非常高:一年足足會增加900億的收益,相較下因為電價微升,支出會大約多100億而已。正如Grist雜誌(譯註:美國自由派的非營利免費線上雜誌,主要出版環保新聞)的羅伯斯(David Roberts)所說,這是非常划算的交易。


同時也是共和黨人亟欲除之而後快的交易。


最近美國政壇許多事紛紛擾擾,因此共和黨的激進反環保行為沒有獲得太多注目,可是在這方面確實發生了值得關注的事。才幾年前,同時身為共和黨內有頭有臉的人士與環保人士是有可能的。2008年選戰馬侃(John McCain)警告全球暖化的風險,同時還針對碳排放提議碳交易系統。然而現在黨的路線成了絕對規避新環境管制,還要推翻所有已有的保護。


我可沒有誇大其辭。就像時代雜誌報導的,先前兩黨在舉債上限的爭鬥中,共和黨試圖加上附加條款,不讓環保署和內政部運作。


哦,順便一提,你可能聽過有報導說洪博培(Jon Huntsman)並不一樣,而且他確實說過「保護自然是保守主張,我也從不以身為保育份子為恥。」算了吧,就像畢凱艦長被博格人同化,他也已經被反環保份子同化了,宣稱環保署「用恐懼來管制支配」,還預測新規範會在明年夏天造成缺電。考量到那時規範都還沒開始生效,這預測倒是挺厲害的。


大致上不管你聽到什麼可怕的預測,說管制污染會造成某些後果,都要知道背後一定有特殊利益,而且這種預測都是大錯特錯。例如電力公司聲稱酸雨的規範會擾亂電力供應,導致費率飆升,但現實就是並沒有發生。而酸雨的計畫也成了絕佳範例,示範環境保護與經濟成長也可以和平共存。


但再次提醒別管共和黨那套,去盲目反對所謂「摧毀就業」的管制。而我也不得不承認這件事多少影響了我的心情,環保署才剛完成一樁好事,但只要共和黨贏了明年的選戰,不管是誰代表參選,都一定會試圖推翻這項決策。


不過至少目前來說,只要是在乎同胞的健康,特別是國家下一代的人,都該對此額手稱慶。


20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克魯曼專欄] The Post-Truth Campaign 沒真相的選戰 原文載於(2011/12/23)





假設歐巴馬總統發表以下言論:「羅姆尼(Mitt Romney)認為企業也是人,而唯有企業以及有錢人才能享有權利。羅姆尼希望把美國中產階級貶為農奴,不管企業選擇開出的薪水有多低,勞工都必須照單全收。」
 

有誰會接受這一聲明呢?我相信不論是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幾乎會共同發出譴責,我也希望如此。羅姆尼是曾經說過企業也算是人,但不是字面上的那個意思;他支持的政策是對企業和富人有益,對中產階級有害,但與他要引入封建制度也實在差了十萬八千里。
 

然而現在來想想羅姆尼週二確實說過的話:「歐巴馬總統認為,政府應當要讓所有的結果平等。在這種不勞而獲的社會裡,不管你的教育程度,也不管你有沒有努力付出或是願不願意冒險,每個人都得到的回報不是一模一樣,就是相差無幾。也就是有些人的報酬,是來自分配其他人所賺來的。」
 

而在在同一天接受採訪時,羅姆尼先生宣稱總統「要把自由企業移送法辦。」
 

這番言論跟我假想的歐巴馬聲明一樣糟糕透頂。歐巴馬從來沒有發表過任何言論暗示自己有這種想法,事實上他還努力表揚自由企業,說追求致富並沒有問題。歐巴馬的實質施政建議是包含了對高收入美國人加稅,但也只是回到1990年代的水準。而且不管前麻州州長如何否認,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所建立的醫療體系,本質就跟2006年他自己在州內建立的體系一樣。
 

不管怎麼看,歐巴馬對經濟政策的建議,都跟溫和共和黨人曾經支持的差不多。然而羅姆尼口中的總統像是卡斯楚再臨,而且他似乎挺有信心,認為自己不會為了信口雌黃付出代價。
 

歡迎來到沒真相的政治世界。
 

為什麼羅姆尼先生認為自己可以脫身?這個嘛,因為他已經同樣造謠抹黑別人很多次了,也都成功脫身。事實上他整體選戰策略的基調就是攻擊歐巴馬總統,把總統施政和理念白的說成黑的,黑的說成白的。
 

例如10月羅姆尼承諾若當選總統,「我會推翻歐巴馬總統大幅刪減國防預算的決定。」這番話想必引起共和黨聽眾廣大共鳴,但他到底在說什麼?歐巴馬上任以來國防預算依然穩步增加。
 

再來羅姆尼不斷暗示總統跑遍世界,「替美國向大家道歉」。這在右派是很常見的主題,但所謂「歐巴馬道歉之旅」徹頭徹尾是無中生有,斷章取義。
 

正如華盛頓郵報的薩金特(Greg Sargent)所指出,羅姆尼的謊話連篇還有一些言論都有個共通主題,策略就是要把總統塑造成可疑的人,並不相信美國的價值。而既然歐巴馬總統沉默以對,不對這類指控自清,羅姆尼乾脆自己創造些東西出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但難道不會有反彈嗎?羅姆尼說謊抹黑的選戰基調不會付出代價嗎?顯然他認定不會,而且恐怕他是對的。
 

喔,羅姆尼或許會因為其中一些謊言而引起注意。但是若照過去的經驗,大多新聞媒體會感到要「平衡」報導,意味每當媒體指出共和黨說謊,同時就要報導另一篇指控民主黨說謊的案例來對比,就算民主黨所言無誤。如果民主黨有些許失言甚至會更糟。
 

這可不是什麼抽象思辨。「政治現實」(譯註:聖彼得堡時報旗下的網站)本該是強化政治真相透明度的方案,卻宣稱民主黨指稱共和黨要投票終結聯邦醫療保險是「年度最大謊言」。但這本來就是事實,雖然我們都知道共和黨的確投票廢除聯邦醫療保險,替換成憑證方案後繼續保留原名,但也只有名字跟以前一樣而已,而且不保證能繼續負擔保險。
 

所以我在此預測明年:如果羅姆尼真的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屆時針對歐巴馬總統的抹黑會鋪天蓋地而來,有時候還會做成廣告來宣傳。然而新聞機構報導時會基於補償,也會提出另一方的過錯。舉個例吧,總統主張所得最高百分之1的人是錯的,他多算了百分之1或2。
 

最終打這種徹底抹黑的選戰,不會受到任何實質懲罰。就像我所說,歡迎來到沒真相的政治世界。


2011年12月20日 星期二

[克魯曼專欄] Will China Break? 中國經濟要垮了嗎? 原文載於(2011/12/19)

原文出於NY Times 



試想一下以下情景:近來的經濟成長都是靠著房地產價格飆升,進而掀起建設狂潮所推動的,而且出現了所有泡沫的典型徵兆。信貸也快速增長,不過不是增長在傳統銀行,而是不受政府監督,也沒有政府在背後背書的「影子銀行」。現在泡沫破滅,金融還有經濟危機的噩夢可能會成真。

我是在描述1980年代的日本?還是2007年的美國?都有可能。不過我其實是在說現在的中國,中國有可能會成為世界經濟的另一處危機焦點,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最~不想發生的事。

我一直不怎麼想去衡量中國的情勢,部分原因是很難確認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所有經濟數據看起來,了不起都像是某種古怪又無聊的科幻小說,但中國的數據卻又看來特別假。我曾諮詢過幾位道地的中國專家,結果每一位專家的說法都不一樣。

然而即便如此,如今就連官方的數據都令人憂心,而最近的消息也夠引人注意,是時候敲響警鐘了。

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家庭消費儘管有增加,卻仍落後於總體成長。消費支出只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35,大約是美國一半的水準。

那是誰在購買中國的商品與服務?嗯,一部分的答案正是我們自己。正當消費者共同分擔衰退的經濟時,中國越來越依賴貿易順差,來支撐其製造業不被拖下水。然而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情形是投資支出已經攀升到將近G.D.P.的一半。

有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既然消費需求相對較弱,那是什麼促進了投資呢?答案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來自持續膨脹的房地產泡沫。從2000年以來,房地產投資所佔的G.D.P.比重已經幾乎加倍,直接佔了總體投資成長的一半以上。而其他增長肯定大多是來自於迅速成長的營建業,買下其他擴展中的公司。

我們確實知道房地產已經是個泡沫了嗎?有種種的跡象表明如此,不單單只是上揚的價格,還有類似我們前幾年經歷過的那種投機狂熱。想想看佛羅里達海岸。

還有另一個與美國經驗類似之處,就是信貸的蓬勃發展。其中很大一部分不是來自銀行,而是不受監督、也沒有保護的影子銀行體系。不過細節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通常與著名的華爾街企業,複雜的金融商品有關;中國的影子銀行體系則往往牽涉地下錢莊甚至當鋪。然而後果都非常雷同,中國正如幾年前的美國,金融體系可能要比傳統銀行顯示的數據要更為脆弱。

現在泡沫很明顯的破了。會對中國經濟,還有世界經濟造成多大傷害?

有些評論家說不必擔心,中國已經壯大了,聰明的領導人會盡一切努力妥善處理衰退。隱藏在其中,不太會明說的想法就是中國可以盡其所能,因為中國不需要去擔憂民主這類小事。

然而對我來說,這些論點跟過去著名的結論聽起來一模一樣。畢竟我記得很清楚,1980年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保證,說睿智的財政部官僚理當控制得宜。還有之後美國也有保證,說美國絕對永遠不會重蹈日本失落的十年覆轍,結果實際上我們處理得比日本還糟糕。

先不論其價值,我不覺得中國官員的經濟政策報告條理分明。特別是中國嚴厲斥責外國人,可不像是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的成熟政府。除此之外,對美國產汽車開徵懲罰性關稅對經濟無益,只會毒害彼此的貿易關係。

另外還有傳聞表明,中國政府雖不受法律約束,卻受無孔不入的貪腐掣肘,意味著北京所下的命令,在地方層級實行情形可能大不相同。

我希望我只是在杞人憂天,但不可能不去擔憂。中國的情況太像我們已在其他地方見過的崩壞,而歐洲的混亂已經讓世界經濟受創夠深了,真的、真的不需要另一處新危機的引爆點。


2011年12月17日 星期六

[克魯曼專欄] G.O.P. Monetary Madness 共和黨的貨幣狂想 原文載於(2011/12/16)



顯然共和黨到現在都還在想破頭,努力找出羅姆尼(Willard M. Romney)以外的提名人。至少根據愛荷華州最新的民意調查,羅姆尼已經超越金瑞契(Newt Gingrich)。下一位:保羅(Ron Paul)眾議員。

某方面來說也挺有道理的,大家確實不太相信羅姆尼,認為他立場搖擺不定,只要對自己的事業有益就行。羅姆尼不斷面對這類指控,因為這本來就是事實。相反的,保羅立場始終一致。我敢打賭,就算去找保羅幾年前的影片,也絕對不會找到與現在言行不一之處。

保羅是很堅定立場,但很不幸的是他的立場忽略現實,即便事實證明他的理念有錯,依然對此深信不疑。更不幸的是,儘管共和黨曾經更了解現實世界,但如今保羅的理念成了全體共和黨的共識。

我不是在說保羅的反戰論點,也不是在說他對民權和生育權的看法,雖然後兩者較鮮為人知,而且會嚇壞以為他是好人的自由派人士。取而代之,我是在說他對經濟學的看法。

保羅自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信徒,而奧地利學派別說是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連傅利曼(Milton Friedman)都強烈反對其主張。奧地利學派支持者眼中的法定貨幣,也就是錢,只不過是背後沒有黃金擔保的印刷品罷了,更是所有經濟罪惡之源。因此雖然傅利曼聲稱貨幣擴張可以避免大蕭條,而柏南克(Ben Bernanke)目前也實行此項政策,奧地利學派支持者還是堅決反對任何貨幣擴張,。

好吧,先離題一下:聯邦準備理事會並沒有真正在印鈔票,那是財政部負責的。不過聯準會負責控制「準備貨幣」,也就是銀行準備金還有流通中的貨幣總額。所以當大家談到柏南克在印鈔票時,其實是說聯準會擴增了準備貨幣。

而目前的確大幅擴增了準備貨幣。自從雷曼兄弟倒閉後,聯準會大量放款給銀行,同時購入各類資產,希望透過提升銀行準備金來穩定金融市場,而聯準會也成功了。2010年秋季,聯準會又進行另一波收購試圖刺激經濟成長,這一次就沒那麼成功。這些行動的效果綜合起來,就是目前準備貨幣是以往的三倍之多。

奧地利學派以及許多右傾的經濟學家,都非常肯定這會導致一種後果:毀滅性的通貨膨脹。有位著名的奧地利學派評論家席夫(Peter Schiff)是保羅的諮詢顧問,他甚至還在電視上警告,不久可能會發生辛巴威式的超級通膨。

讓我們來到三年後,情況到底如何呢?通貨膨脹率有所波動,然而到當天結束為止,消費物價只上漲了百分之4.5,表示每年只平均上漲了百分之1.5。誰能預測印了這麼多鈔票,卻只造成一點點的通膨呢?嗯,正是在下,也的確預測了。還有能了解被保羅痛斥的凱因斯經濟學的人,也都能預測。不過保羅的支持者還是聲稱,無論如何保羅都是對的。

保羅的最初支持者絕不會承認自己錯了,而我的經驗是政治世界裡,決不會有人承認自己在任何事上犯過錯。讀者可能會認為,如果奧地利學派的信念核心錯得那麼離譜,就算是在共和黨內奧地利學派也不會受歡迎。畢竟沒多久前的布希執政年頭,遇上經濟不景氣,很多共和黨人也支持印鈔救市。2004年的總統經濟報告中稱「積極貨幣政策可以降低蕭條程度。」

然而事情並沒有這樣發展,掌握全黨的反而是緊縮貨幣學說還有通膨妄想,儘管通膨預測持續下降已經成真。舉例來說,莫名其妙突然成為黨內經濟沉思者的眾議員萊恩(Paul Ryan),在2月時談到柏南克是如何「貶值」貨幣,他又高談闊論指出2010年尾和2011年初物價上升,這是通膨終於要到來的證據。從那之後物價直落,可是也看不出萊恩或其他人改變想法。

保羅目前看來還不太可能成為總統,但就如我所說,雖然有種種事件證明他的理論完全錯誤,保羅的經濟理論還是正式成為共和黨理念。而如果該理論真的付諸實行,最後會發生什麼事呢?大蕭條,我們來囉。


2011年12月13日 星期二

[克魯曼專欄] Depression and Democracy 經濟蕭條,民主倒車 原文載於(2011/12/12)

原文出於NY Times



原文出於NY Times



時候到了,該稱呼目前的現況為蕭條了。沒錯,現在還不算是以往大蕭條捲土重來,但也只能拿這點來聊以慰藉罷了。美國和歐洲的失業率都高的嚇人,而領導人與各機構的聲望都持續下滑,連民主價值如今都岌岌可危。


民主動搖這點我並不是在危言聳聽。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絕不可落入所謂「沒那麼糟」的陷阱裡。不是現在的高失業率沒有1933年時那麼高,所以就還可以接受;也不是因為目前還沒有出現希特勒,所以就無視於政治趨勢上種種不祥預兆。


我特別要討論歐洲,倒不是美國一切都很好,而是大家都還不太了解目前歐洲政治發展的嚴重性。首先是歐元的危機,已經逐漸扼殺歐洲統合的夢想。本來藉由共享貨幣,各國終究會合而為一,如今氣氛卻轉為尖銳的對立。


特別是強力要求極其嚴苛的財政緊縮,卻又對如何補償經濟成長這點不理不睬,造成了經濟的雙重傷害。經濟政策徹底失敗,不僅讓失業情況更加惡化,也沒有恢復市場信心。即使目前的金融危機得到控制,也還是很有可能發生蔓延全歐洲的蕭條。而失敗的經濟政策激起廣大民怨,不管公不公平(實際上兩者皆有),很多歐洲人都倍感憤怒,覺得德國在粗暴的行使權力。


任何熟悉歐洲歷史的人,見到這種再度復甦的敵意都會忍不住顫抖,不過事情有可能會更糟。


右翼民粹主義者四處崛起,如領導人曾和新納粹有關連的奧地利自由黨,在民調中與其他政黨的支持度不分軒輊;還有反移民的正統芬蘭人黨,在去年四月選舉表現亮眼。而且這些富裕國家的經濟都維持得很好,事情在較貧窮的中歐與東歐國家看來只會更加糟糕。


上個月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提出文件,顯示新歐盟成員國,也就是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才加入歐盟的國家,民眾對民主的支持度一落千丈(見連結)。對民主越沒信心的國家,毫不意外就是經濟受創越深的國家。


就在我們探討這件事時,至少有個國家民主體制正逐漸崩解,那就是匈牙利。


「更好匈牙利運動黨」是匈牙利的一個主要政黨,該黨簡直是從1930年代穿越來的惡夢:反吉普賽人,反猶太人,甚至還有準軍事武裝。然而眼前的威脅來自執政的中間偏右政黨,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在去年一躍成為國會內壓倒性的多數黨,有部分是因為經濟的原因。匈牙利不屬於歐元區,但由於大舉外債,還有老實說,前任左翼自由派執政黨的管理不善與貪污,匈牙利經濟因此嚴重受創。去年春季起,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每通過一項黨內政策,就等於強行通過一條憲法,而且如今似乎打算要永久掌權。


細節部分相當複雜。謝普爾教授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法律系和公共關係部主任,他已經密切觀注匈牙利的情況發展一段時間了,他跟我說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靠著各種緊密的手段壓制反對陣營。新擬的選舉法不正當的重劃選區,導致其他政黨機乎根本不可能組成政府;司法獨立性也被迫妥協,法院內盡是該黨忠誠支持者;國營媒體轉為政黨喉舌,獨立媒體受到打壓;甚至新擬憲法增訂條文,視主要左派政黨為非法組織。


綜合以上事例,整件事宛如要在歐洲的心臟地帶,以薄如紙的民主為包裹重建獨裁政權。而且這只不過是個範例,告訴我們若蕭條持續,各地有可能會發生什麼情形。


目前還不太清楚要如何處理匈牙利步向獨裁,值得稱讚的是美國國務院已經有了不少動作。然而說到底,這終究是歐洲自己的事務。歐盟已經錯失阻止奪權的先機,多少是因為當時歐盟輪值主席正好由匈牙利擔任,如今想要扭轉局勢顯得更難了。儘管如此,歐洲眾領導人最好放手一試,否則所有他們擁護和代表的一切都會付諸流水。


另外這群領導人最好反省他們失敗的經濟政策,若繼續堅持己見,更多地區的民主會大開倒車,屆時歐元破產只不過會是最枝微末節的問題而已。



[克魯曼專欄] All the G.O.P.’s Gekkos 共和黨的一群大亨 原文載於(2011/12/09)


 

電影「華爾街」上映距今將近25個年頭過去了,如今電影比以往更加貼近現實。自以為是的金融大亨指責歐巴馬總統的論詞,聽起來就像電影角色蓋柯的著名演說「貪婪是美德」翻版。至於對占領華爾街行動的抱怨,聽起來也很像蓋柯私下說的「我根本沒有創造什麼,只是擁有罷了。」以及蓋柯對他的學徒說的「這下你還會天真到相信我們住在民主國家嗎,小夥子?」
 
 
不過事後來看,電影的結尾有點誇大了。電影的尾聲是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努力下,蓋柯終於鋃鐺入獄,罪有應得。現實的情況則是金融業權力不斷增大,所有負責管制規範的人都遭架空。
 
 
另外根據市場預測組織Intrade的估計,下一任共和黨總統參選提名人有百分之45的機會是現實生活中的蓋柯。
 
 
當然,我不是第一個察覺到羅姆尼(譯註:Mitt Romney,美國商人與政治家,曾任麻州州長。於2008年曾參與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提名人,但初選結果不理想而退出。)的商場生涯與奧利佛史東的反英雄影片有共通點,其實支持勞工的團體美國改革聯合組織(Americans United for Change)已經把「羅姆尼‧蓋柯」當成廣告戰略。然而整件事背後有更深的意涵,遠不只是抨擊與反對羅姆尼而已。
 
 
依照目前共和黨的說法,富人絕不可受批判,更別提要富人多繳稅,因為富人會「創造就業」。可是實際情況是如今許多富人的所作所為根本不會創造就業,相反的還會摧毀就業,而羅姆尼先生的商場生涯正好完美描繪了這幅情景。
 
 
洛杉磯時報前陣子調查貝恩資本公司的紀錄,該公司是家私人股權投資公司,羅姆尼從1984年起參與經營至1999年。報告中提到,羅姆尼在那些年替自己還有投資人大賺了一筆,可是使用的方法卻時常傷害到一般員工。
 
 
貝恩資本公司專門從事融資併購,經由融資借貸併購目標公司,再以目標公司的獲利或資產作為借貸抵押。這個策略的概念就是要增加目標公司的收益,隨後再加以賣出。
 
 
但收益是怎麼增加的?最為人所知的印象有部分是奧利佛史東創造的,就是藉由無情的削減成本來達成併購,而所謂成本通常指的是員工的人事成本,員工不是被裁員就是削減薪資與福利。儘管現實中的情況要更加複雜,甚至有公司在融資併購後還擴充與招募員工,但這個印象確實有部分是事實。不久前有份針對「私人股權投資交易」的分析報告,所謂私人股權投資交易就是貝恩資本公司專門從事的併購與接管,該報告指出這類融資併購大致上是同時創造與摧毀就業機會,而遭併購與接管的公司亦是如此。但是成為併購目標的公司,創造就業的能力遜色於相同類型卻不是併購目標的公司,而且「總體來說,摧毀的就業機會始終較多」。
 
 
因此綜觀結論,讓羅姆尼飛黃騰達的生意是建立在摧毀就業而非創造就業。即使融資併購讓公司收益和高階主管的收入增加,摧毀就業的結果就是傷害了一般勞工,造成的薪資停滯還有高階人員收入暴增成了美國自1980年來的特徵。
 
 
我認為融資併購這行業根本是就業毀滅者,那貝恩資本公司呢?至少有套標準可以衡量,從衡量的結果來看,羅姆尼經營貝恩資本公司的期間員工特別不好過。經財產評估,價值最高的十家併購目標公司裡,有四家最後以破產作收,儘管貝恩資本公司還是在其中三家的交易案賺了一筆。這樣的失敗率比一般從事融資併購的公司還高,而且當公司關門大吉,眾多員工不是沒了工作,就是沒了退休金,甚至兩頭都落空。
 
 
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倒不是說商人羅姆尼是大壞蛋,而是自由派並沒有像保守派聲稱的要妖魔化或懲罰富人。自由派只是反對右派對富人造神,反對富人能免除人人都該做出的犧牲,只因為他們好像有為大家做出非常美好的貢獻。
 
 
真相就是就算對百分之一的人,甚至對百分之0.1的人有利,也不盡然表示這對全體美國都有益,羅姆尼的過往經歷已經充分說明了這道理。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恨羅姆尼一類的人,該做的就是要求他們多繳點稅,別受創造就業這類謬論影響。



2011年12月11日 星期日

[克魯曼專欄] Killing the Euro 摧毀歐元 原文載於(2011/12/02)



Can the euro be saved? Not long ago we were told that the worst possible outcome was a Greek default. Now a much wider disaster seems all too likely.


歐元還有救嗎?不久前大家還在說最糟的結果就是希臘違約,如今看來可能有更大的災難即將來臨。


True, market pressure lifted a bit on Wednesday after central banks made a splashy announcement about expanded credit lines (which will, in fact, make hardly any real difference). But even optimists now see Europe as headed for recession, while pessimists warn that the euro may become the epicenter of another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沒錯,多家重要銀行在星期三發表了備受好評的聲明,宣布擴大信用額度。雖說此舉其實幾乎沒有實質意義,但市場壓力因此還是稍有疏緩。然而就算是樂天派如今也會認為歐洲正步入衰退,而悲觀者則發出警告,歐元會成為另一場全球金融危機的震央。


How did things go so wrong? The answer you hear all the time is that the euro crisis was caused by fiscal irresponsibility. Turn on your TV and you’re very likely to find some pundit declaring that if America doesn’t slash spending we’ll end up like Greece. Greeeeeece!


事情怎麼會走到這地步?每每得到的答案都是財政上的不負責任導致歐元危機。打開電視,大概一定會看到有專家稱美國若不削減支出,最後的下場會和希臘一樣。天啊,希臘耶!


But the truth is nearly the opposite. Although Europe’s leaders continue to insist that the problem is too much spending in debtor nations, the real problem is too little spending in Europe as a whole. And their efforts to fix matters by demanding ever harsher austerity hav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making the situation worse.


可是真相幾乎正好相反。儘管歐洲領導人依舊堅持問題出在債務國家支出過多,但真正的問題是整個歐洲的支出實在太少,而各國的解決方案是要求更嚴苛的財政緊縮,反而成為市場惡化的主要原因。


The story so far: In the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2008 crisis, Europe, like America, had a runaway banking system and a rapid buildup of debt. In Europe’s case, however, much of the lending was across borders, as funds from Germany flowed into southern Europe. This lending was perceived as low risk. Hey, the recipients were all on the euro, so what could go wrong?


目前的情況如下,在邁向2008年金融危機的前幾年,歐洲一如美國,金融體系發展有如脫韁野馬,債務也迅速累積。不過歐洲有點不同,就是大多借貸跨越國界,資金由德國流入南歐。大家認為這種借貸風險不高,畢竟借錢的國家也都是使用歐元,怎麼會有問題呢?


For the most part, by the way, this lending went to the private sector, not to governments. Only Greece ran large budget deficits during the good years; Spain actually had a surplus on the eve of the crisis.


順帶一提,大多這類借貸都是流入民營部門而非政府機關。只有希臘在繁榮的那幾年預算赤字大幅增加,西班牙甚至在危機前夕都還擁有盈餘。


Then the bubble burst. Private spending in the debtor nations fell sharply. And the question European leaders should have been asking was how to keep those spending cuts from causing a Europe-wide downturn.


接著泡沫破滅了,債務國家的民間支出巨幅滑落,歐洲領導人應該尋求如何避免支出減少成為蔓延全歐的衰退。


Instead, however, they responded to the inevitable, recession-driven rise in deficits by demanding that all governments — not just those of the debtor nations — slash spending and raise taxes. Warnings that this would deepen the slump were waved away. “The idea that austerity measures could trigger stagnation is incorrect,” declared Jean-Claude Trichet, t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Why? Because “confidence-inspiring policies will foster and not hamper economic recovery.”


然而歐洲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面對因為衰退而必然引起的赤字增加,反應卻是不單要求債務國家,而是要求所有政府嚴格削減支出以及增稅,對所有認為此舉會加深衰退的警告充耳不聞。歐洲央行總裁特里謝聲稱「財政緊縮會導致經濟停滯的看法是錯的。」為什麼呢?「這種增加市場信心的政策,會促進而非阻礙經濟復甦。」


But the confidence fairy was a no-show.


不過信心傳說從未成真。


Wait, there’s more. During the years of easy money, wages and prices in southern Europe rose substantially faster than in northern Europe. This divergence now needs to be reversed, either through falling prices in the south or through rising prices in the north. And it matters which: If southern Europe is forced to deflate its way to competitiveness, it will both pay a heavy price in employment and worsen its debt problems. The chances of success would be much greater if the gap were closed via rising prices in the north.


事情還沒完呢,在資金充分流動的那些年頭,南歐的薪資與物價成長幅度大多高於北部歐洲。如今這差異要顛倒過來,不是南部的物價下跌,就是北部的物價上揚。兩種選擇會有所差異,若強迫南歐透過通貨緊縮恢復競爭力,就業市場就要付出極大代價,而債務問題也會更加惡化。若藉由提升北部的物價來縮小差距,成功的機會要大的多。


But to close the gap through rising prices in the north, policy makers would have to accept temporarily higher inflation for the euro area as a whole. And they’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y won’t. Last April, in fact,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began raising interest rates, even though it was obvious to most observers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was, if anything, too low.


不過想透過提升北部物價縮小差距,制定政策的人必須接受整體歐元區暫時的高通貨膨脹,不過他們已經挑明絕不會這麼做。事實上去年四月,儘管大多觀察都顯示基礎通膨明顯過低,歐洲央行還是選擇升息。


And it’s probably no coincidence that April was also when the euro crisis entered its new, dire phase. Never mind Greece, whose economy is to Europe roughly as greater Miami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At this point, markets have lost faith in the euro as a whole, driving up interest rates even for countries like Austria and Finland, hardly known for profligacy. And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The combination of austerity-for-all and a central bank morbidly obsessed with inflation makes it essentially impossible for indebted countries to escape from their debt trap and is, therefore, a recipe for widespread debt defaults, bank runs and general financial collapse.


而也就是在去年四月,歐元危機進入了全新的可怕階段,這恐怕不是巧合。別管希臘了,希臘的經濟之於整個歐洲,也只大略等於稍大的邁阿密之於美國。目前市場已經對歐元喪失信心,連帶導致從未聽說浪費的國家如奧地利與芬蘭也利率上揚。理由很容易理解,就是全面要求歐元區財政緊縮,還有歐洲央行偏執的否定通貨膨脹其實可以幫助負債國家脫離債務困境。結果就是廣泛的債務違約,銀行擠兌和金融崩潰。


I hope, for our sake as well as theirs, that the Europeans will change course before it’s too late.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believe they will. In fact, what’s much more likely is that we will follow them down the path to ruin.


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歐洲,我希望歐洲人能在為時已晚之前改弦易轍。但老實說,我不相信他們會這麼做。更有可能的,是我們跟隨歐洲一起踏上通往殘破廢墟的道路。


For in America, as in Europe, the economy is being dragged down by troubled debtors — in our case, mainly homeowners. And here, too, we desperately need expansionary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economy as these debtors struggle back to financial health. Yet, as in Europe, public discourse is dominated by deficit scolds and inflation obsessives.


而美國就如歐洲,經濟受到深陷困境的債務人所拖累,我們主要的債務人是屋主。此外,在債務人掙扎著重回財務正常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擴大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幫助經濟。但也像歐洲,我們公眾論述的聲音,都為嘮叨赤字與通膨妄想的聲音所壟斷。


So the next time you hear someone claiming that if we don’t slash spending we’ll turn into Greece, your answer should be that if we do slash spending while the economy is still in a depression, we’ll turn into Europe. In fact, we’re well on our way.


所以下次有人聲稱我們若不削減支出就會變成下一個希臘時,回答他若在經濟蕭條時削減支出,我們就會變成下一個歐洲。事實上,我們的確正在走這條路。



2011年12月7日 星期三

[克魯曼專欄] Things to Tax 來課稅吧 原文載於(2011/11/28)

原文出於NY Times



The supercommittee was a superdud — and we should be glad. Nonetheless, at some point we’ll have to rein in budget deficits. And when we do, here’s a thought: How about making increased revenu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eal?


超級委員會超沒用─而且我們都該為此感到高興。話雖如此,某方面來說我們還是要控制預算赤字。所以我有個想法,把增加稅收列為減赤方案的重要一部份如何?


And I don’t just mean a return to Clinton-era tax rates. Why should 1990s taxes be considered the outer limit of revenue collection? Think about it: The long-run budget outlook has darkened, which means that some hard choices must be made. Why should those choices only involve spending cuts? Why not also push some taxes above their levels in the 1990s?


我是說稅率不只調回柯林頓時代的水準,為什麼要把1990年代的稅率水準當成極限呢?想想看,長期預算前景看來黯淡無光,這表示一定要做出困難的抉擇。為何選項只包括刪減支出,不調升某些稅率到超過1990年代的水準呢?


Let me suggest two areas in which it would make a lot of sense to raise taxes in earnest, not just return them to pre-Bush levels: taxes on very high incomes and taxes 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調高稅收非常合理,而不是單純回到布希時代前的水準。讓我真心建議兩條路,就是對超高所得者還有金融交易收稅。


About those high incomes: In my last column I suggested that the very rich, who have had huge income gain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should pay more in taxes. I got many responses from readers, with a common theme being that this was silly, that even confiscatory taxes on the wealthy couldn’t possibly raise enough money to matter.


首先是關於高收入戶。在上一篇專欄我有提議,過去三十年來收入遽增的巨富應該多繳點稅。對此我收到了很多讀者回應,大半的意見都是說加稅太瘋狂了,就算對富人徵收懲罰性的沒收稅也徵不到多少錢。


Folks, you’re living in the past. Once upon a time America was a middle-class nation, in which the super-elite’s income was no big deal. But that was another country.


大夥兒,你們還活在過去。美國曾經是個中產階級國家,超級精英的收入也沒什麼了不起,但那已經是另一個國家了。


The I.R.S. reports that in 2007, that is, before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top 0.1 percent of taxpayers — roughly speaking, people with annual incomes over $2 million — had a combined income of more than a trillion dollars. That’s a lot of money, and it wouldn’t be hard to devise taxes that would raise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venue from those super-high-income individuals.


美國國稅局在2007年,也就是經濟危機前有份報告,最高百分之0.1的納稅人─大略來說就是年收入超過兩百萬元的人,所繳的稅综合起來超過一兆美元。這可是一大筆錢,我們可以針對收入超高的人設計一種稅,如此國庫收益肯定有顯著增長,而且一點也不難。


For example, a recent report by the nonpartisan Tax Policy Center points out that before 1980 very-high-income individuals fell into tax brackets well above the 35 percent top rate that applies today. According to the center’s analysis, restoring those high-income brackets would have raised $78 billion in 2007, or more than half a percent of G.D.P. I’ve extrapolated that number using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projections, and what I get for the next decade is that high-income taxation could shave more than $1 trillion off the deficit.


例如跨黨派組織稅務政策中心前陣子出版的報告,報告指出超高收入者的稅率級次要比1980年還要低百分之35。根據稅務政策中心的分析,如果把稅率級次調回1980年的水準,那麼2007年稅收可以多780億美元,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0.5。我用國會預算處的預測來推算,該稅率可以在未來十年削減超過一兆美元的赤字。


It’s instructive to compare that estimate with the savings from the kinds of proposals that are actually circulating in Washington these days. Consider, for example, proposals to raise the age of Medicare eligibility to 67, dealing a major blow to millions of Americans. How much money would that save?


比起這幾天在華盛頓四處流傳的提案,前項稅率的建議不僅預估可以節省較多預算,也更具有意義。打個比方,有提案打算把聯邦醫療保險的資格提高到67歲,影響數以百萬的美國人。想想看,這可以省下多少錢呢?


Well, non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nation as a whole, since we would be pushing seniors out of Medicare and into private insurance, which has substantially higher costs. True, it would reduce federal spending — but not by much. The budget office estimates that outlays would fall by only $125 b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the age increase phased in. And even when fully phased in, this partial dismantling of Medicare would reduce the deficit only about a third as much as could be achieved with higher taxes on the very rich.


嗯...以國家整體的角度來看,一毛也沒省。因為這樣做只會讓其他年紀較長的人離開聯邦醫療保險體系,轉而投向民營保險,實際上支出反而更多。沒錯,此舉會降低聯邦支出,但也沒降低多少。國會預算處估計,隨著階段性的提升限制年齡,在未來三十年可以省下1250億美元。就算最終達到目標的年齡限制,廢除部分的聯邦醫療保險,降低的赤字也只有先前所提,對富人增稅的三分之一而已。


So raising taxes on the very rich could make a serious contribution to deficit reduction. Don’t believe anyone who claims otherwise.


因此對非常富有的人增稅,可以為降低赤字做出巨大貢獻。如果有任何人聲稱不同的結果,千萬別相信。


And then there’s the idea of taxing financial transactions, which have exploded in recent decades. The economic value of all this trading is dubious at best. In fact, there’s considerable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too much trading is going on. Still, nobody is proposing a punitive tax. On the table, instead, are proposals like the one recently made by Senator Tom Harkin and Representative Peter DeFazio for a tiny fee 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另外,還可以對這幾十年來爆增的金融交易課稅。就算往最好的方面想,此類金融交易的經濟價值還是頗令人懷疑,事實上相當多的證據都暗示這類交易已經過多了。儘管如此,依然沒有人針對金融交易提出嚴苛的稅金。近來真正有在檯面上討論的,只有如哈金參議員和德法西歐眾議員的提案,對金融交易收取小額費用。


And here’s the thing: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ransactions, such a fee could yield several hundred billion dollars in revenue over the next decade. Again, this compares favorably with the savings from many of the harsh spending cuts being proposed in the name of fiscal responsibility.


然而事實上由於金融交易眾多,對金融交易課稅在未來十年可以產生數千億美元的收益。比起目前許多以財政紀律為名,大砍支出的提案,課稅再次證明更為適當。


But wouldn’t such a tax hurt economic growth? As I said, the evidence suggests not — if anything, it suggests that to the extent that taxing financial transactions reduces the volume of wheeling and dealing, that would be a good thing.


可是這類稅金會傷害經濟成長嗎?如我先前所說,證據顯示並非如此,甚至對金融交易課稅反而還會減少投機炒作的交易,可說是好事一樁。


And it’s instructive, too, to note that some economies already have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axes — and that among those who do are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f some conservative starts claiming that such taxes are an unwarranted government intrusion, you might want to ask him why such taxes are imposed by the two countries that score highest 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s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更有啟發性的是,已經有其他經濟體對金融交易課稅,包含香港及新加坡。如果有保守派的人開始嚷嚷這類課稅是政府未經授權的侵權行為,可以反問他那為什麼有課相同稅金的兩個國家,反而在美國傳統基金會(譯註:保守派組織)公佈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得到最高分呢?


Now, the tax ideas I’ve just mentioned wouldn’t be enough, by themselves, to fix our deficit. But the same is true of proposals for spending cuts. The point I’m making here isn’t that taxes are all we need; it is that they could and should be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solution.


要解決赤字問題,我所提的課稅方案還是不夠,可是削減支出的提案也是如此。我的用意不是說多課稅就可以完全解決赤字問題,但這可以,也的確是十分明顯的解決方案。